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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催婚背后,是谁在妖魔化剩女?

(加拿大乐活网lahoo.ca2月4日日电据中国好学者报道,女性进入大学,并具备足够智力闯过男女有别的录取配额关,取得硕士学位,毕业时大概25岁。按照新华社的分类,25岁至27岁的女性被划分到第一级,即“剩斗士”,“还有勇气为寻找伴侣而继续奋斗”。

中国“剩女”:污蔑年近三十的单身知识女性

陈苏毕业于一所重点大学,在北京一家市场营销公司担任经理职务。她有稳定的收入,一年可以分几次给住在广州的父母汇钱,有时还能够补贴入不敷出的大哥。大学刚毕业那几年,陈苏对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相当满意,可随着翻过26岁这道坎,结婚的压力开始让她纠结不已。
陈苏对自己的男朋友感到很窝火,说他“自私而木讷”。每个星期见面超过一次都让她觉得很勉强,因为她根本不愿意同他说话。“说的话都很无聊,”她说,“我跟他说话总是放不开。”他每次出去都不愿意带她,除了偶尔参加商业聚会,要求大家非得带上一位女伴,就算这样的场合他也不希望她开口讲话。他也不愿意陪她的朋友们外出。他爱吃醋。他们经常争吵。可他还是提出了结婚的想法,而她也差不多算是答应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她的一个好朋友给她支过招,她不用等着另选他人,因为“根本就没有天生的好男人”。“我都快成‘剩女’了,”陈苏说,“哪还有分手的勇气,再说,我觉得自己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男人。”
陈苏也许没有意识到,可从她身上可以看出,中国的大众传媒自2007年以来宣传的“剩女”意识已经深入人心。这样的想法被陈苏牢记在心中:最先由新华社网站在2008年贴出的一篇专栏文章《晚婚女不能一味“晚”下去》,同年被全国妇联的网站转发,随后至2013年间被各大媒体的网站广为转发。文章规劝广大女性降低要求,别再一味追求如意郎君,否则只能一辈子单身:
为期待真爱的出现蹉跎青春。寻求真爱被推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
(女性)过分追求完美。许多人的问题在于太清醒,不能容忍对方缺点,尤其是随着“三高”(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女性越来越多,她们在事业追求和择偶标准上期待比较高,等到(想)结婚的时候才发现,学历和年龄相仿的男人大部分都已结婚。
……找不到合适的倾诉对象的白领一族,“孤独”是他们司空见惯的表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孤独感指数在大龄未婚白领女性中更高。
媒体有关“剩女”的新闻报道、调查报告、专栏文章、卡通漫画和电视节目都带着明确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城市知识女性一再推迟结婚年龄。信息出现的形式千差万别,但主题大都一致,而且针对城市里受过教育的单身女性:别再打拼事业;眼光放低,别再好高骛远;别再对结婚对象挑三拣四。正如新华社的专栏文章《有多少“剩女”值得我们同情?》所告诫的那样:
造成很多女孩子成为“剩女”的根本原因在于自己的择偶要求太高……只要女孩子自己不是太挑剔,找对象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我为时两年半的研究结果表明,媒体大力鼓吹“剩女”问题对许多三十岁上下的城市女性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加在“剩女”身上的恶名使得二十五六岁至二十八九岁的女性压力倍增,导致她们纷纷与并不适合自己的男人匆忙结婚。它打击的是女性的自信心,导致诸多女性在结婚的时候罔顾自身经济利益。
2007年,全国妇联首次将“剩女”界定为27岁以上的单身女性,但事实上,随着各大媒体对“剩女”宣传的持续发酵,“剩女”一词被扩大至刚满25岁的女性。
2010年,全国妇联的一个下属单位婚姻家庭研究会,与婚介行业委员会和百合网联手,在全国31个省份针对三万余人展开调查。其针对中国人婚恋态度的官方调查报告广为流传,其中一条副标题名为“看看你‘剩’到了哪一级”。
该报告将第一级界定为25岁至27岁的单身女性,称之为“剩斗士”–取自日本漫画《圣斗士星矢》的谐音。属于“剩斗士”的女性们“还有勇气继续为寻找伴侣而奋斗”。第二级是28岁至30岁的女性,被称作“必剩客”,与全国连锁饭店必胜客谐音。这类女性机会有限,因为她们忙于事业而没时间找男朋友。第三级是31岁至35岁的女性,叫作“斗战剩佛”,是拿美猴王被封的佛家尊号开涮。此类女性属于“高级剩女,在残酷的职场斗争中存活下来,(但)依然单身”。最后一级是“齐天大剩”,指那些35岁及以上的女性–又是美猴王的名号。这一类女性“有豪宅、私车,还有公司”,可还是成了“剩女”。
该项目其他貌似客观的调查结果被各大媒体广为转发,如新华社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剩女”在光棍节这天团结起来》的报道。该报道说,“90%以上的受访男性表示,女性应该在27岁前结婚,否则就没人要了”。
全国妇联参与贬低单身知识女性?
全国妇联参与贬低单身知识女性?该组织由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创建,是国家级的妇女组织,致力于“男女平等”,及“捍卫妇女权益”。妇女的解放事业曾经是中国革命的凝聚性口号,妇联的领导者曾经在争取性别平等的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农村开展识字班和其他项目,以提高广大妇女的社会地位。数年间,全国妇联还推进了一些针对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高质量研究项目。
然而,除去妇联性别平等的宗旨不谈,已有学者指出,全国妇联在诸多方面与任何其他组织区别不大。历史学家柯瑞佳(RebeccaKarl)在《毛泽东传》一书中说,政府制定了独生子女政策,妇联主要负责执行严格的人口控制,对育龄妇女采取有创式监测和强制性引产,致使其为妇女维权的其他工作黯然失色。“广大妇女的身体纯粹变成国家实施节育控制的对象,和快速实现人口统计目标的工具。”人口专家葛苏珊(SusanGreenhalgh)如此认为。
如此一来,对于全国妇联在迫使城市知识女性专注于婚姻而非职业的宣传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过去数年间,诋毁“剩女”的书面报道多次刊发,先是由新华社刊登,随后再被贴到全国妇联的网站。以新华社的专栏文章《简单八招从“剩女”中突围》为例,该文呼吁女性“诱人而不缠人”“执著而不偏执”:
等待一个男人,他要既富有又英俊、既浪漫又专一、既睿智又年轻……那么这是偏执的“非精英不嫁”。这样的完美男人存在吗?也许存在吧。但是他凭什么一定娶你呢?
我决定试着做一个粗略的追溯,看这篇专栏文章在过去几年间转载了多少次。该文最初于2007年发表在新华网上,当年被转发到了全国妇联网站,随后再被中国的各大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数次转发,其中有新浪网、搜狐网、百度网、腾讯时尚频道、39健康网、太平洋时尚网、和讯网、网易博客等(在数到几十个网站之后,我没再继续数下去)。接着,新华网在2010年再次一字不差地刊登该文,随后经由多种渠道被转发若干次,其中包括全国妇联网站在2011年再次转发。我在2013年进行最后一次核对时,新华网又刊载了该文,标题由原来的《简单八招从“剩女”中突围》改为《八招教你从“剩女”迅速突围》。每次转载,唯一的差别是配图发生了变化。
自2007年以来,全国妇联网站将新华网上有关“剩女”的诸多文章都尽职尽责地进行了转发,其中包括《有多少“剩女”值得我们同情》。这篇文章批评单身女性道德沦丧乱上床:
很多高学历的“剩女”性思想非常开放,她们最喜欢到一些娱乐场所去寻找一夜情,或者干脆傍个官员或大款做二奶,等自己青春不再的时候,被别人一脚踢开才想到自己还要找个结伴终生的人。所以说,大多数“剩女”不值得我们同情。
而女人一旦找到婚姻的幸福,如果遇到丈夫出轨,她应该怎么办呢?看看新华社的一篇社论吧,该文也被全国妇联网站(以及更多媒体)转发。文章的标题是《婚姻危机来临,女人善变应对》:
当你发现了他的私情,可以怒发冲冠大闹一场,但你也要知道,这样一闹,等于闹走了男人的面子……但没有男人会一辈子对结发妻子死心塌地。试着变一个发型,换一件新衣。女人要时刻善变。
换句话说,在这些媒体看来,丈夫因为自己的太太人老珠黄才出轨,“剩女”因为挑剔而沦为单身。值得注意的是,媒体没有发过一篇社论,提醒男人要多一些关爱,否则自己的老婆可能会出轨。
婚姻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尽管媒体已经大力鼓吹“剩女”问题,让大家觉得她们就会一辈子单身,但实际上中国面临的问题是适婚年龄的女性不足。性别比例失衡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即数千万男性将成为“剩男”,无法找到结婚对象。通常而言,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应该维持在105比100左右。然而,据新华社报道,诸多因素–比如独生子女政策、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运用科技判断胎儿性别,以及随之而来的选择性流产–导致全国的性别比例失衡日渐严重,2008年男女出生比例已达到121比100左右的顶峰水平,到2012年略降至117.7比100,但截至本书写作时,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现象仍然高居全世界参与研究国家的前列。(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其他国家也因为性别选择而导致男女出生比例失衡,如印度是110比100、巴基斯坦是109比100、阿塞拜疆是116比100、亚美尼亚是114比100、阿尔巴尼亚是111比100、越南是111比100。)
数百万男性找不到结婚对象不仅是将来要面对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适婚年龄人群已经开始面临这一首要难题。2012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了这一巨大的潜在人口风险:
男女比例失衡影响我国人口发展。作为直接的生育者,女性“赤字”必然导致出生率水平下降,进一步减少人口总量和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并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长远看,“盈余”男性没有配偶和子嗣,给未来自身养老及其父母养老带来问题……当婚而不能婚的男性数量的不断积累,大大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和不安定的风险。报告显示,部分被调查村落的大龄未婚男性,在过去三年中参与了破坏社会治安的活动,发生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聚众赌博、聚众闹事、合伙偷窃和聚众斗殴。
聚焦于数百万“剩男”的报道和研究大量涌现。这类人被称为“光棍”,大多生活贫困、读书不多,且家居农村。马语琴(MaraHvistendahl)在《非自然选择》一书中对全球性别比失衡现象进行了描述,中国的一些偏远村庄几乎清一色男性,男女比例高达3比2。不过,媒体并没有责怪这些男性的单身状态。婚恋网站世纪佳缘网在2013年针对29岁至39岁的男性集中进行了一次有关“剩男”的调查。该调查一方面发现,“剩男”普遍比“剩女”的教育程度更低、生活状态更贫困,另一方面,与单身知识女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知识男性普遍不急于成婚:“尽管狼多肉少……但大多数30岁以上单身男性仍然觉得自己处于黄金时期,丝毫体会不到(结婚的)压力。”此处的“狼”喻指男性,而“肉”指的是女性。

有一句俗语“男人三十一朵花,女人三十黄泥巴”,把单身男性和单身女性的双重标准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存在性别比失衡现象,但中国的男性依然占据着优势地位。因此,媒体掀起一场宣传运动,抓住单身女性天然导致社会不安定这一点向其施压,以求其与现存的数百万“剩男”进行婚配,其中的逻辑显而易见。
不安分的单身男性被视作对社会稳定的一种威胁。而单身女性也威胁到伦理结构,因为她们作为自由的个体,既没能担当起延续子嗣的责任,也没能驯服一个不安分的男人,这总显得有些不合自然规律。在政府看来,已婚夫妇更不易惹是生非。翻开任何一本出版物你都会知道,婚姻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而“和谐家庭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谐社会”一词引申出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阐释,其中首推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
为维护社会稳定而鼓励结婚的夸张事例,发生在2008年四川那场摧枯拉朽的地震之后。这次地震导致87000人死亡或失踪,另有约40万人受伤。布鲁克·拉默尔(BrookLarmer)在《纽约时报》报道了政府工作人员在几被夷为平地的北川动员鳏夫和寡妇相互结合的事情:“社会如何重建?在中国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撮合悲痛中的男女组建临时家庭,以维持社会和经济稳定。”据《纽约时报》报道,正是由于结婚动员,地震之后不到八个月,就有614名幸存者登记再婚,而很多人正是出于“爱国责任”结婚。典型的一起鼓励结婚的事例发生在2013年6月,武汉提出一项议案,拟对单身妈妈进行罚款处理。对未婚生子的女性的罚款额度约为82000元,相当于武汉年平均工资的四倍,不过此议案据说在武汉遭到反对之后即搁置。
中国媒体掀起的“剩女”宣传运动,是为维护社会稳定而做出全方位努力的措施之一。已有的新闻报道在将“剩女”划分为不同等级的同时,配以大量的漫画和图片,这些图像的内容千差万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受教育程度高、事业有成、高高居于众人之上(影射中国男性数量过剩)的女性盲目追求事业目标,而将男人拒之门外。有些配图还出现了父母的形象,这些老人带着失望的神情看着自己嫁不出去的女儿。
媒体无一例外将“剩女”形象描绘成“高学历”,这说明了过去十多年中城市女性在受教育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据国家统计局和全国妇联第三次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表明,2010年,中国城市女性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比例约为26%,比十年前增加13个百分点。该调查显示,很多女性在大学时的学业表现超过男性,62%有大学学历的女性表示自己“学业优异”,而此类男性只占53%。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的女性本科生和硕士生人数已经超过男性。为进入全球各商学院而参加管理科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即GMAT)的中国女性也已创下历史记录(尽管有女性向我表示,她们急于离开中国,恰是因为自己在国内面临较为严重的性别歧视)。
然而,媒体对“剩女”的描述,将城市女性取得的巨大成就视为笑柄。受过教育的女性被一次次描绘成过于聪明和咄咄逼人,因而找不着丈夫的漫画形象。有一幅广为人知的漫画,画着一位女性,生日蛋糕上插着数字“27”的蜡烛,蜡烛正在燃烧融化。那位女性–戴着的宽边眼镜显示她受过良好的教育–面部扭曲地站在“27”这个数字后边,她的身上结着蜘蛛网,四周是凌乱飞舞的钢笔和笔记本。窗外的屋顶上积着厚厚的白雪,烟囱里冒出的烟雾形成一个“囧”字,同样形似一张苦瓜脸。这位女性活像是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远大前程》里那位著名的老处女哈维辛小姐的年轻版,她头顶上方的文字是:“我甚至觉得自己还没长大,可一不小心就成了‘剩女’。”
一幅主题略有变化的漫画描绘了一名女性,她穿着学士服、戴着学士帽,手里攥着大学毕业证书,战战兢兢地站在覆盖着白雪的塔顶,四周的雪花漫天飞舞。惊恐或寒冷使她瞪着眼,塔上的说明文字是“都市‘剩女’寻找婚姻伴侣”。这位抵御着严寒的女性运气不佳,因为塔下的两位男士对她不理不睬。与那位女性周围的冰天雪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两位男性站立的地方根本没有风雪,他们穿着棉衣、围着围巾、戴着帽子和手套,显得暖和而惬意。“学历太高。”一个人说道。“事业太成功。”另一个人说道。
另一幅漫画也广为流传,一位年轻女性带着宽边眼镜(显示她受过高等教育),从城堡的护墙往外窥视。她的头顶飘着一行字:“为什么我的白马王子还不到来?如果这样等下去,我这个白雪公主都要变成老巫婆了!”她脚下的塔身蚀刻着三个词:“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画面底部是攒动的模糊人头,代表着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剩男”。另一幅漫画的主题与之类似,三名女性站在高台上,对聚集在脚下的男人视而不见。两位女性手执望远镜看着远方,第三位女性手搭额头,凝视着头顶的天空,显然是在寻找如意郎君,却对脚下的人群视若无睹。几位女性站立的平台上搭着三块木板,依然写着“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
一幅主题迥异的漫画里画着一位女性,她穿着婚纱,头上的学士帽显示她受过大学教育,上方的红双喜象征着婚姻。然而,她身边站着的不是新郎官,她挽着的是衣架上挂着的一件空空如也的男士西服,地上搁着一双鞋子:她想结婚,却找不到新郎。另一幅漫画稍加改动,穿着婚纱、戴着学士帽和宽边眼镜的女性正汗流满面地一路狂奔,婚纱下面是松垮的牛仔裤和拖鞋–她正在追逐披翅挽弓的爱神丘比特。整幅画面环绕着心形玫瑰花瓣。在一幅同一主题的照片式漫画中,女主人公的边上是一位男性的背影,她正挽着背影直视镜头。背影的头和身体幻化成一个大大的问号,照片上方的文字写着:“‘剩女’–坚持还是让步?”也就是说,已到“剩女”年龄的女性要么坚持不懈地等待着完美男性,要么做出明智的让步,跟一个虽不完美却真实的男性结婚成家。
有些漫画拿“剩女”和“圣女”这两个同音词大玩文字游戏。一幅广为流行的漫画上,女性戴着一顶写着“圣女”的皇冠,意即该女性还是处女之身,未曾有过男人。除了皇冠,她还披着绶带,上面写着“齐天大圣”–35岁及以上级别的“剩女”,在官方分类中位列最末。这位女性旁边的地上插着她用过的刀剑–鲜血淋漓、刃口翻卷。鲜血从一把宝剑上滴落三级台阶,直至她座位底下的平台。平台上堆着血淋淋的男性尸体、一朵玫瑰花和一块丢弃的标牌–上面写着“爱情”。每一级台阶都刻着“剩女”的级别:31岁至35岁的“斗战剩佛”、28岁至30岁的“必剩客”,和最底下那一级25岁至27岁的“剩斗士”。它预示着这位女性经历了血腥的斗争才到达成功的巅峰,却要在无性的状态下孤独一生。另一幅画更简单,一架穿着女士服装的骷髅正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身上结满了蜘蛛网,其上的文字写着“还在等待如意郎君”。
隐藏在“剩女”问题背后的人口素质问题
为维护社会稳定而鼓励结婚只是媒体大力宣传“剩女”的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与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目标有关。200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以解决“空前人口压力”,全国妇联网站紧随其后贴出了有关“剩女”的第一篇文章,我认为这绝非巧合。国务院将性别比失衡列为人口压力之一,因为它“影响社会稳定”。该《决定》同时认为,“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难以适应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的要求”。国务院把“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主要目标之一,指定全国妇联作为主要实施单位,与其他部门如宣传、公安和民政一道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将培养高素质公民作为发展目标的理念,在中国并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具有争议性。诸多学者分析过人口素质在中国国策中的重要性。人类学家朱爱岚(EllenJudd)在其著作《处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中国妇女运动》中,描述了“素质”一词在全国妇联以及政府所倡导的旨在提升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发展水平的其他活动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同时,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目的不只是控制人口数量,还包括提高人口素质。文化研究专家艾华(HarrietEvans)教授指出,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之前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优生保健法(草案)》。艾华写道,“只在‘精神疾病或传染性疾病’等例外情况下,妇女‘暂缓结婚’和终止妊娠的行为才被视为合法–实际上,《优生保健法(草案)》对此持完全支持态度。”
人口学家葛苏珊和埃德温·温克勒(EdwinW.Winckler)指出,中国近年已改变强行引产(尽管至今仍时有发生)等冒犯性和强制性的计生手段,转而通过宣传教育影响公众意识,其目的在于造就“新自由主体”,即以国家利益优先为前提实现自我控制。葛苏珊则在其著作《培养全球公民:中国崛起中的人口》里如此描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优生优育融入了基因工程,但又远不止如此。它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的素质受基因、环境和教育等一系列因素影响,而这些因素大多可以实现后天控制,因此能够根据国家的需要对人的潜能加以塑造。
要提高人口素质,还有什么方法比规劝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女性为国家利益而结婚生子更好呢?城市高学历女性正是政府希望其结婚生育的人群,因为她们可以生下具有“优良”基因的孩子,还能够尽力给这些孩子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
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不光在事业上取得成就,还自然而然地希望推迟结婚年龄。近年间,中国大陆女性和男性首婚平均年龄均有小幅提高: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女性首婚年龄约为25岁,男性约为27岁,而2000年时分别为23岁和25岁。但在周边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结婚年龄均比中国高得多,完全不结婚的知识女性数量日渐增加。如果中国女性步其后尘拒绝结婚,将会给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目标带来致命打击。
2008年以来,南京、宁波等地方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已经采取措施,对维持单身状态的女性人数日渐上升这一现象带来的“危机”加以“干预”。《金陵晚报》刊登过一篇题为《南京“城市剩女”现象日渐加剧–人口计生委计划实施干预》的文章。一些地方妇联组织,如浙江省平湖市妇联在2012年3月为高学历、高素质女性安排相亲活动,以使广大“‘剩女’尽快找到美满姻缘”。2011年以来,上海市各有关单位,如上海市妇联、上海市民政局,以及政府下属的上海婚姻介绍机构管理协会,已多次为具有一定教育水平的单身男女举办婚介活动。据新华社报道,2012年和2013年有近四万名青年男女报名参加活动,其中80%以上参加者具有本科或以上学历。
新华社的报道标题《今年万人相亲会三成女生是90后–报名截止本周末》颇有广告意味。新华社报道,2013年参加上海相亲会最年轻的女性刚21岁。多家媒体转发了她的话:“明年我就要达到‘晚婚’年限,所以为了不像上一代人那样成为‘剩女’,我最好提前参加这一次相亲会。”新闻报道中均未提及这位21岁女性相亲者的姓名,她的这番话完全有可能是出于宣传目的而人为杜撰。上述相亲会非常受欢迎,所以上海决定自2013年下半年起,每年举行两次大规模相亲会。上海婚姻介绍机构管理协会也开始制定计划,每个月为城市居民举办一次深度交友性质的小型相亲会,每次人数局限在300人。同时,政府举办的大规模相亲会也正扩展至其他大城市如杭州等。据新华社报道,杭州市在2013年11月举办的一场相亲会吸引了五万人参加(包括单身青年男女的父母在内)。
政府旨在提高人口素质的另一个举措,则是媒体经常刊登有关婴儿出生缺陷的报道,并大多将责任归咎为“高龄头胎产妇”。《人民日报》网站在2013年9月刊登过一则报道,题为《数据显示:北京每年有四千余名缺陷婴儿降生,近年数量有所上升》。文章开篇即是一句警示:“随着高龄产妇比例逐年上升以及其他种种社会因素,数据显示,北京的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近年来有所上升。”
2012年9月,新华社援引卫生部数据刊发过一条相关报道,说中国每年的新生儿出生缺陷超过90万例。这则报道引述多位不具名专家的言论,认为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上升与2003年取消强制性婚前检查及越来越多的高龄头胎产妇存在关联。科学研究表明,尤其在严重依赖煤炭进行火力发电的地区,新生儿出生缺陷与严重环境污染紧密相关,但媒体的报道很少或几乎从不提及此事。任爱国、邱兴华、靳蕾等几位科学家及其同事于2011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过一份研究报告,公布中国的煤炭业中心地区山西省的新生儿神经管缺陷已达警示性高危比例。该研究表明,缺陷儿胎盘中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多环芳香烃的含量高得异乎寻常,而这些都是煤炭和其他石化类燃料在燃烧时进入大气的物质。
然而,媒体报道对环境的异常恶化只字不提,却将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原因有效归结为女性延迟婚育年龄,或未能执行婚前医学检查。葛苏珊在《培养全球公民》中对有关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官方报道进行了分析:
据媒体报道,出生缺陷的增加不仅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负担,而且阻碍了优生优育和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这一计划。正如一位高级官员所说,这种趋势“直接影响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战略远景的实现”。通过“基因工程”的各种措施提前预防出生缺陷,如改善针对妇女的健康服务,全面推行产前基因筛查、咨询和诊疗服务,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然而,媒体对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轻描淡写,却大肆宣扬趁年轻赶紧结婚生育,并倡导婚前健康检查以预防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发生,使得二十几岁并希望生育的中国女性大为恐慌。
多位中国女性给我的微博账号发来信息,表达自己年方二十就要面临生育压力的忐忑心情。来自浙江省绍兴市的一名女性告诉我:“政府和媒体一个劲地散布一种观念,三十岁以上女人生的孩子就是不行……孕妇因此忧心忡忡、焦虑不安。”来自武汉的一名女性则这样写道:“爸爸说,我三十岁以后就别想再生孩子了。”她的文字后边,是一连串愤怒的大红脸表情。
我在北京和上海访谈过的多名女性表示,她们在接受例行体检时都听过医生的告诫(也有人是听医学教授说过),如果等到28岁或者30岁再生孩子,她们就可能面临新生儿出生缺陷的风险。她们不仅害怕“剩女”这个标签,还要担心自己因为年近三十没有结婚而错过“最佳生育年龄”。
性别平等日渐式微,媒体大力宣传“剩女”问题看上去正是针对女性在过去数年所取得进步的抵制方式之一。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所进行的后社会主义改革,使女性大规模地获得受教育机会,中国年轻的城市女性进入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历史时期。过去十年,很多专家将城市女性不断增加的受教育机会归因于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城市女性普遍获权”,这意味着城市女性普遍无需再与同胞兄弟争夺父母的教育投资。不过在我看来,后社会主义时代女性普遍获权的观点已经被证明过于乐观。
如果说结婚的巨大压力不足以让妇女在追求高等教育面前望而却步,教育部在高考某些专业的录取过程中采取的则是倾向于男性的性别配额制。以2012年为例,据《纽约时报》记者狄雨霏(DidiKirstenTatlow)报道,中国政法大学要求女性达到632分才能修读科学类课程,而男性只需588分。该校一位官员告诉《纽约时报》记者,犯罪学课程对女性提出更高要求合情合理:“犯罪学专业的女生录取率不能超过15%,这是出于职业性质的考虑。”有数据显示女生录取人数和考试成绩优于男生后,教育部采取了针对女生提高门槛的做法。《21世纪经济报道》曾经报道,2004年,女生占攻读硕士学位总人数的44.1%,到2010年已上升至50.3%。
女性进入大学,并具备足够智力闯过男女有别的录取配额关,取得硕士学位,毕业时大概25岁。按照新华社的分类,25岁至27岁的女性被划分到第一级,即“剩斗士”,“还有勇气为寻找伴侣而继续奋斗”。
本文发布于: 2017-2-3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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